会有人说我蹭度，会有人说我嫉妒她，会有人说我一个台湾男的被大陆女博士伤害听起来很荒谬，也会有人把我的每一句话拆开，问我有没有证据，问我为什么当时不报警，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六年过去才说。你们可以问，我也知这些问题一定会来。可是我已经回到台湾一年了，我每天醒来还是觉得自己的不像自己的，像被谁反复使用、反复标记、反复占有之后丢回我手里的一件旧东西。我不知该怎么把这觉讲得面一，所以我只能用最难听、最丢脸，也最接近真实的话说：她毁掉了我。

瞿蕴灵本人的生活似乎正平稳地降落回原本的学术轨。她依然穿着一丝不苟的冷蓝灰调衬衫，抱着厚重的文献穿梭在铺满落叶的校园大上，那张白瓷般的脸庞在逐渐转凉的秋风中显得愈发沉静、疏离。大家都以为，这场由互联网炮制的绚烂泡沫，即将像所有爆红的社会事件一样，最终归于图书馆夜的灯光与纸张翻动声中。

有一次，她带着一群同学来我打工的餐厅吃饭。那天我刚好在前场服务，端着壶走过去时，看见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笑得很轻松。她穿着天蓝的衣，发挽起来，肤在餐厅的光下白得几乎发亮。她旁边的同学在讨论暑假要去哪里旅行，有人说欧洲，有人说日本，有人说家里安排了实习。她抬看见我的时候，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尴尬，不是闪

“但是会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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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了现实残酷的独立学者。这一次，没人再说她只是萌萌哒。

现在全网都在说她像玉桂狗，说她白得像雪，说她讲话有分寸，说她关心岛屿住民的生存，说她反战，说她把台湾人的选择权还给台湾人。你们看到的是讲台上的她，是镜里的她，是那个会在国名校毕业典礼上说“真正的话语权在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手里”的大陆女博士。

可是我认识的瞿蕴灵不是那样的。或者说，她不只是那样的。她当然可以在台上温柔、克制、博，可以对夏威夷、琉球、台湾的土壤泪，可以对所有人的苦难保持一漂亮而安全的怜悯。可是她一旦回到夜里，回到没有镜、没有同学、没有教授、没有任何人看见的地方，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知我发这篇东西之后，很多人会骂我。

只是后面通常会补一句：

我是云林人，我爸妈都是工薪阶层，家里没有那可以让我任的余裕。为了把我送去国读本科，他们瞒着我，把家里唯一的两层透天厝和那几亩传了几代人的农地全抵押给了银行。我是背负着整个家族的血汗和破产的风险，诚惶诚恐地踏那所名校的。

发帖人的IP地址，在清晨的微光中冷冰冰地亮着：台湾·云林。

网络度往往遵循着最残酷的理定律：爆发得越是惊天动地，冷却时便越是无声无息。

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我认识了瞿蕴灵。

整整七天过去，瞿蕴灵在全尖学府的那场演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量的末期。各大社平台上的混剪视频开始被新的明星八卦、地缘冲突和搞笑所取代。那些曾经为“学术界玉桂狗”疯狂赞、转发的网民们，胃早已被度的信息养得麻木。在大陆的社媒上，“真正的白雪公主”的词条逐渐跌前十，讨论区里的留言从每分钟数千条放缓至零星的打卡；而在台湾的论坛上，关于“2300万人话语权”的度剖析也终究被埋了历史讨论区。

最可笑的是，她白天从来不认我。

他们把我送去国的时候，觉得我这一去是替全家挣一条路。我也一直这么告诉自己，所以我什么都忍。我在学校里上课，在餐厅洗碗、端盘，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打黑工，白天把自己得像一个正常学生，晚上回到房间时累到连鞋都不想脱。

在学校里遇见，她不会多看我一。走廊里肩而过，她的目光会从我脸上过去，像我只是墙上的一块影。她边总是围着那些光鲜亮丽的人，大陆来的富家弟，国本地的英学生，未来会去智库、投行、国会山、国际组织的人。他们说话的语气和我不一样，穿的衣服和我不一样，连喝咖啡时的轻松都和我不一样。我每天为了生活费算计到一块钱，她随手买一束的钱，可能就是我一周的饭钱。她家里是北方钢厂生意的，她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一个人为什么会怕账单，为什么会怕工时不够，为什么会怕老板一句话就把自己从排班表上划掉。

我不想把细节写得很脏，也不想把自己最后一尊严都摊开给你们看闹。我只能说，本科四年，研究生两年，我在她的公寓里度过了太多不该属于我的夜晚。那不是普通的亲密关系，不是恋，也不是两个成年人平等地靠近。她要我的时候，从来不是在问我愿不愿意，而是像在确认一件东西还在不在原。她知我喜她，知我家境普通，知我在国没有退路，知我很难拒绝她。她也知，只要她愿意在夜里多看我一，我就会像一条被丢过一次又被捡起来的狗一样，自己走回去。

帖标题只有简单却目惊心的一句话：《你对全世界都博，唯独对我赶尽杀绝》。

然而，就在度即将彻底退的第八天清晨，一条溢满了血泪与绝望的控诉帖，毫无预警地在PTT论坛的八卦版上炸开，并以一近乎自残的惨烈姿态，将正在下坠的舆论死死拽住，重新推向了更毁灭的风浪尖。

当然，还是有人说她像玉桂狗。